为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，近年来各省市出台了不少职业教育相关办法、意见或条例等。法律是一个多层次、效力有高低、调整范围有大小的体系，这样一个体系需要不同层次的立法权力存在，以达成较好的效果，这是法律发展细化的必然需要。换句话说，推进职业教育稳步发展，既需要居于上位的国家立法的存在，也需要居于下位的地方立法的存在，为地方实践形成制度与规范上的保障。
职业教育是与区域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。由于我国国情复杂，各省市经济发展程度不一，国家不可能制定出一个适用于所有地区的上位法，地方立法是对国家上位法的一种补充、实践和探索。这就意味着，地方立法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，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下，有权从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，发挥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自主调整本地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社会关系，处理与本地职业教育相关的事务。此外，面对一些新情况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，国家层面的立法对某些社会关系的调整也会出现空白和缺位，而地方通过立法可以发挥先行一步的创新性、开拓性与实验性的作用，填补国家立法的空白和缺位，成为国家立法的智慧之源。
地方为职业教育立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而，考察一些地方所公布的法律法规文件，差距不小。有的地方所发布的文件内容较为细致，具有一定的指导性、可操作性，甚至还有不少“亮点”，受到业界的一致赞誉与好评，而有的地方所发布的文件，不过是对职业教育进行理论性再阐释，所规定的内容停留于常识性的层面，“亮点”乏善可陈，也不具备可执行性，似乎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种“存在感”，并不注重效果和反馈。这样的立法不仅是低效的，还会降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社会公信力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六条明确规定，法律规范应当明确、具体，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。事实上，职业教育立法的效果，不仅体现出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，也体现了相关部门对职业教育内涵的认识与理解的程度，更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立法程序与工作规范是否有效践行。有学者曾指出，由于长期以来偏重于立法实体建设，忽视立法程序的完善，我国诸多法律法规突出地存在着程序不完善、程序虚置和程序非法制化等一系列问题。
事实上，一些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进行立法的实践，早已给了我们不少启示。比如，美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案的立法程序，包括了立法预测、立法规划、立法起草、议案提交、议案审议、通过立法、立法颁布等多个步骤，涵盖了科学性、民主性、多元主体参与、权力制衡与博弈性的特征；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不仅法律法规种类繁多，而且层次完整，职业教育法的结构基本上由一个基本法、若干个单项法和地方各级职业教育法组成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德国还有一套包括立法监督、司法监督、行政监督、社会监督在内的职业教育实施监督系统，这就为职业教育真正建构了有法可依、依法治教的法制体系。
前段时间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区、各部门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必须规范制发程序，确保合法有效，同时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格责任追究。毫无疑问，这对地方为职业教育立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地方不仅要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，进行充分调研，也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，设置一套完善的立法程序，严格执行评估论证、公开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决定、向社会公开发布等程序，保证立法公开、透明、科学、民主，构建适合于地方职业教育的可行性方案，保障立法能够真正调整区域社会关系、规范职业教育发展，从而让地方性法规规章达成公平、正义、效率的社会价值。
总之，地方为职业教育立法不能只充当“传声筒”“复读机”的作用，应该健全一套立法监督机制，让社会公众主动参与，并充分吸收专家的专业性意见，加强对立法程序的民主监督，对于不认真履行职责，不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的机构也应当追责，以避免低效、重复性、恣意性的立法，确保地方为职业教育立法取得实效。
（作者：胡波 董晓波，单位：南京师范大学）
（转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，信息来源：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6月26日09版）